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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风:内蒙古美术遗产述要

时间:2018-07-09 16:26:36 | 浏览量:142002 | 来源:罗世平

20世纪的学术大发现, 丝路文明和草原文明是一对孪生姐妹。丝路文明因为定居城邦民族间的商贸及文化交流而闻名,草原文明因游牧民族的兴衰迁徙而形成特色。按格鲁塞《草原帝国》的描述,游牧文明的历史以俄罗斯草原、匈牙利草原、蒙古草原为发祥的舞台,地跨欧亚,西接伊朗高原文明,东连黄河流域文明,既波澜壮阔,又惊心动魄。随逐水草的游牧民在阿勒泰西北留下了辛梅里安文化(cimmerians)、斯基泰文化(scyths)、萨尔马特文化(sarmatians),在伊犁河谷留下了匈奴文化、乌孙文化和突厥文化,在蒙古高原留下了东胡文化、鲜卑文化、契丹文化、党项文化、蒙古文化。古希腊和中国历史学家笔下的草原马背民族,曾以矫健的英姿驰骋在草原与城郭之间,铁骑和弓箭刮起的草原风,几乎是周期性地扰动着定居的城市文明;又在长年累月与动物为伍中,创造提炼出一种日益风格化的动物艺术,这股来自草原的动物装饰之风也几乎是周期性地流向内陆,千年积淀,进而形成欧亚文明的亚种形态。

   

以鄂尔多斯为文化标志的青铜文化是亚洲草原文明在蒙古高原的成熟类型,在车骑刀剑与青铜金银带扣上既能看到斯基泰、萨尔玛特人动物风格的匠心,也能见到内蒙古草原原生文明的独特创意。在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黄河河套的这片狭长高原地带,考古学家在内蒙古发现的文化遗存已达百处之多。以“石器工场”闻名的大窑文化为襟带,上下迁延,东西分布,著名者如河套文化、阿拉善文化、红山文化、夏家店文化、扎赉诺尔文化它们的年龄,最早者与“北京人”同龄,晚者与华夏王朝的历史相接,在草原上铺陈着由石器而铜器而铁器的远古文化链。
   

“胡马秋肥宜百草,骑来蹑影何矜骄”(李白)。随逐水草的马上民族,踏着远古先民的足迹,以草原为舞台,戎狄、匈奴、东胡、鲜卑、突厥、柔然、契丹、女真、蒙古争先恐后,竞相登上历史的舞台。《二十四史》续写了他们的胜败沉浮,地下墓葬埋藏了他们创造的财富,山口岩画记录了他们的习俗生活,古塔城垣留下了曾经的辉煌,召庙壁画描绘着至今仍在传承的信仰。这片有雄鹰之姿的高原,①它的民族,禀性强悍而开放,当匈奴单于放马阴山,直扣长城边关时,引出了中国历史上“胡服骑射”的改革佳话;当成吉思汗统领神雕大军跨马欧亚时,引发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蒙古化浪潮。曾几何时,草原文明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影响着世界文明的走向,也影响着古代文化的进程。成吉思汗的后代子孙,古风犹在,传承至今,草原文明的活力要比丝路文明来得强劲而持久。

 

一、阴山岩画

   

过居庸关长城,踏访阴山岩画,始能体会诗人吟出《敕勒川》“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意象。岩石上用铜石敲击凿刻的人马牛畜,图形成簇成群,有散漫、有叠加,造型粗放稚拙,是游牧民族眼中的世界。在没有文字的年代,这些岩画既是草原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们留下的历史记忆。
   

阴山横亘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山崖谷地间分布着的岩画,东西绵延,有千里画廊之称。岩画最集中的地带在狼山段的阿拉善旗至乌拉特中旗之间,调查收集的岩画图像单体总数达万幅之多。岩画的题材,如狩猎放牧、穹庐毡帐、牛羊畜兽、车马人骑、面具手印等等,多是草原游牧狩猎生活多层面的表现。岩画的作者,选择避风向阳、坚硬平整的岩面刻画,年代不同,图形各异。禽鸟畜兽的造型、画迹叠压累积的状态,提示了可与考古学环境相呼应的遗迹线索。乌拉特后旗、蹬口苏木默勒赫图沟动物人面纹和梵、藏、蒙文的六字真言错杂相叠,刻画的年代相隔久远,表明阴山岩画的时间,上可推到新石器时代,下限能晚至18世纪。岩画调查发现,凡属游牧岩画图像密集的区域,常能在附近发现游牧营帐、墓垣堆石的痕迹。在邈远的年代,阴山草场是草原先民赖以生存的家园,营帐与岩画集合而成草原生活的记忆,如俗谚所云:牧群随逐于水草,牧民追逐着牧群。
   

循阴山岩画带东北行,在乌兰察布草原再次见到集中刻画的岩画带,习惯称之为乌兰察布岩画。岩画的分布,东有察哈尔右翼后旗、苏尼特右旗和四王子旗的低山丘陵地区,西有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的喇嘛庙、沙很、南吉板登、禅番呼热和乌拉特中旗的莫若格其格山等岩画点,是阴山岩画带向东的延伸。乌兰察布岩画,层积的年代与阴山岩画相同。日额尔登戈壁苏木伊和乌素嘎查乌林乌苏凿刻整齐的人面与同心圆,刻槽既粗且深,图形神秘,是铜石并用时代先民的遗作。查干敖包、喇嘛庙及昂根苏木公海勒斯太周边的大角羊、马、鹿、驼等岩画,造型相去欧亚草原动物风格不远。一些符号岩画,形态极似鄂尔多斯式的青铜斧钺,属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遗迹。描摹日月、祥云等天象符号的岩画,图形近似于古突厥文字,推知应与突厥人在东部草原上的活动有关。察哈尔右翼后旗岩画中巫师祈福的图像,左近刻有莲花,系明清之际草原喇嘛教传播时期的作品。
   

与乌兰察布岩画东段相接,进入到赤峰岩画区。赤峰岩画散布在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右旗、林西县、克什克腾旗境内的山峦岩石上,岩画题材丰富,有面具、牧放、狩猎、舞蹈、马羊、交媾、天象等图像,岩画的痕迹分刻画、锤打、磨凿等手段。在赤峰岩画分布区内,早期的居民创造了红山文化、赵宝沟文化、夏家店文化,后来的游牧者继有东胡、鲜卑、柔然、契丹、女真等民族,赤峰岩画即是这些民族留在岩石上的印记。
阴山岩画带迤逦西去,进入阿拉善岩画区。岩画的分布以贺兰山为东界,西抵巴丹吉林沙漠,计有阿拉善左旗境内的希勒图山、双鹤山、大井山、松鹤沟、鹰湾,阿拉善右旗的曼德拉山、布蹲苏海、阿日格楞台、海尔罕山、龙首山,额济纳旗的嘎顺扎德盖等数十个岩画点,岩画多凿刻在山口、沟壑、河道的岩体上。曼德拉山岩画密集刻制在12平方公里的山体上,有图画4000余幅,题材内容丰富,跨越的年代很长。狩猎、牧放、野牲、围栏等游牧、畜兽是常见的图形,在山顶的一块页岩巨石上,牧骑、羚羊、马群、奔鹿刻画生动,空隙之间有锤打敲击的密集斑点。据说游牧民在动物图形上施行敲打可致狩猎畜兽兴旺,应是萨满仪式留下的痕迹。另有一处塔群岩画,中间的大塔,四层塔身,上刻简化的覆钵顶及相轮塔刹,每层还刻有佛和菩萨的铺像。在大塔左右整齐地刻出成排的塔群,间有僧人礼敬,游骑绕行,呈现出草原牧民佛教信仰的实录。佛教题材还见于多处,分别是吐蕃、西夏和蒙元时期留下的作品。
   

内蒙古草原岩画以阴山岩画为纽带,连接分理,在内蒙古高原形成草地岩画、山地岩画、沙漠戈壁岩画三种区域类型,题材和图画各具特色。观察岩画调查的资料,草地岩画是游牧民随逐水草的生活记录,畜兽放牧为岩画的主题,图形刻画简率粗放,具有变形和图案化的特点,乌兰察布岩画是草地岩画的标本。山地岩画以阴山岩画为代表,集中表现出畜牧狩猎者的生活形态,以虎、鹿、羊、马等野生动物和狩猎场面为主题,图形状物尽力写实,可见刻画者逼似对象的愿望。制作的岩画,尺幅较大而偏重情节气氛的表现。沙漠戈壁岩画有阿拉善岩画的实例,图画多见人马、驼骑、毡帐。图画构形粗犷,轮廓简明,细节空疏,显出犷放稚拙的装饰意趣。
   

内蒙古高原的这三类岩画,在中国北方岩画分布带中起着纽带桥梁的作用,在它的东部,是大兴安岭的森林岩画区;它的西边,又连接着伊犁河谷的岩画群,成为中国北方岩画谱系中图像最丰富的中间类型。如果放在世界岩画所划分的山区类型、高原类型和平原类型这三大区系中加以观察,以阴山岩画为标志的内蒙古岩画,无疑是高原类型岩画中图像内涵最丰富、动物风格最多样的岩画遗存。对于岩画的制作者而言,岩画是他们生活经验与原始冲动的实录;对于今天的欣赏者而言,岩画单纯质朴的形式、原始率真的思维中又该有几多拨动心弦的艺术激情!它的发生学意味,在久经风雨剥蚀之后不仅没有丝毫的减弱,反而逾加具有艺术的魅力。

 

二、鄂尔多斯式青铜器

   

在欧亚草原青铜文化的家族中,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是内蒙古高原的代表类型。20世纪初的草原考古学调查,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初次发现了动物风格的青铜刀剑和牌饰,这些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因与俄罗斯科兹洛夫探险队在蒙古诺音—乌拉匈奴贵族墓和伊沃尔加古城匈奴墓地出土的青铜动物装饰风格相同,按考古学的命名习惯而称之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后被用于指称蒙古高原东部陆续发现的青铜器类型。欧洲学者最初曾将鄂尔多斯青铜器的造型及动物装饰母题与较早在外贝加尔地区、米努辛斯克盆地发现的青铜器上的动物风格联系在一起,将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纳入“斯基泰—西伯利亚草原青铜器”谱系之中。上世纪50年代以后,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以及黄河河套、长城沿线陆续发现了同样类型的青铜文物,相伴的出土品明显与《史记》《汉书》记载的匈奴历史相关联,构成了与俄罗斯草原、匈牙利草原的出土品相衔接的草原动物风格青铜文化链,从此以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就成为欧亚草原文明家族的一位正式成员。
   

上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鄂尔多斯朱开沟匈奴早期墓的发现以及周边地区匈奴墓地的系统发掘,对于鄂尔多斯式青铜文化的认识更加深入。比较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与外贝加尔、内蒙古地区的出土品,动物风格青铜器主要属于匈奴统一草原各部后的遗存,随葬品的动物纹、几何纹金铜牌饰以及透雕工艺的铃首、环首、动物纹刀剑,常与来自中原的的漆器、丝织品、铜镜相伴出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有了起点更早的形态,而典型的动物装饰风格在蒙古时期仍在使用。事实证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在草原文明中也有了它自己的谱系。今天我们能肯定地说,鄂尔多斯的朱开沟、桃红巴拉、阿鲁柴登、西沟畔、玉隆太遗址,阴山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宁城南山根、小黑石沟和毛庆沟的遗存,都属于北狄—匈奴族系的文化,由此形成的动物装饰风格,在时间链上起源于公元前13世纪,约与商周之际的青铜文化共生,往后延续到汉魏之际拓跋鲜卑的兴起,它的余绪在成吉思汗时期汪古部聂斯脱里安教徒的挂饰上也能见到。
   

鄂尔多斯青式铜器属于内蒙古草原民族的用品,考古出土的兵器、车马具、工具和胡带牌饰轻便随身,尽是马上民族的发明专利。即使是金铜制作的奢侈品,也是专属人马骑乘披挂的装饰,艺术的匠心尽显其上。

鄂尔多斯青铜刀剑是草原牧民、武士佩带的武器。上马狩猎,下马酒肉,随身不离左右。如司马迁《史记》中的匈奴人,“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史记·匈奴列传》)。刀剑的造型有多种,装饰意匠主要集中在柄首。按收集和出土的实物,有兽头柄首、铃形柄首、蕈式柄首、动物柄首、人形柄首等类型。鄂尔多斯朱开沟晚期遗址出土的环首剑、环首刀与商代中原式直内戈一同出土,属于造型简洁实用的早期形制。兽头柄首刀剑,柄端饰有手法写实的鹿、马、羊、熊、虎形圆雕。宁城南山根出土的立熊动物纹短剑,柄端立熊低首,憨态可掬;卧虎柄曲刃剑,剑柄雕铸对称的双虎;小黑石沟出土的双鸟首短剑,柄端和剑格二鸟相背,柄身装饰四组对称的动物纹样,纹饰铸刻精细,动物造型别致。装饰手法的双鸟柄首剑、双豹柄首剑、双虎柄首剑在内蒙古凉城毛庆沟、呼鲁斯太、杭锦旗公苏壕,河北张家口,宁夏固原石喇等地都出土有制作精良的遗品。在对兽之外,还出现了男女立人的短剑。宁城南山根出土的立人柄曲刃剑,剑柄圆雕裸人,一面男像,两臂下垂双手护腹;一面女像,双手交护于胸前,在同类青铜兵器中是罕见的题材。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曾出土裸体男女玉人,在时间上要早于剑柄立人,二者或有文化功能上的某种联系,在造型上象生写实的趋势日益变得明显。剑柄首采用象生对纹造型是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工艺纯熟时期的标志。宁城小黑石沟出土的一件双鸟首曲刃剑,柄首剑格铸刻双鸟,剑柄和剑身为四组对卧的兽纹,剑的中脊也铸刻有成对组的动物纹饰。这样遍饰动物纹的刀剑,将制器与审美结合在一起,于犷厉之中含藏着草原动物风格的工巧之思。
   

内蒙古草原民族,因地接中原,中原古国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亦为草原民族所崇尚。祀与戎对不少草原民族而言是合一的,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兵器为例,它既是征伐之器、也是祭祀时的用器。匈奴俗敬祀天地鬼神,单于自认为是上天所立,故朝拜月、夕拜日。每有战事,月盛则攻,月亏则退。《后汉书·南匈奴传》称:“匈奴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司马迁在《史记》中还留下霍去病西击匈奴,收休屠王“祭天金人”的记载。在出土的匈奴文物中,虽没有见到“祭天金人”,但华丽的动物和龙纹装饰的銎形器和竿头器等,不少亦关系到游牧民族的祭祀活动,其造型的写实程度与铸刻的精美程度已不是寻常之器可以比拟的。鄂尔多斯玉隆太出土的羊头形车辕饰,为写实的盘角羊造型,羊头昂扬作奔竞之姿,大角盘卷于头侧,颈部中空为銎,功能与审美二者得以兼顾。同时伴出的竿头饰中有圆雕立姿的羚羊、马、鹿、鹤等多种动物飞禽,造型与銎体相连,侧有固定竿头的钉孔。西沟畔战国晚期墓出土的立鹿竿饰,体躯写实,大角扁平,头尾相接成环,收蹄伫立,既得传神之趣、又有装饰之妙。速机沟征集品中的一件狻猊竿饰,构思巧妙;狻猊弓背伸颈、挫臀蹬腿,是作势猛扑猎物的生动写照。这些做工讲究的车马饰件,多数成双配对,埋藏于墓中,是明器,但也应具备“祀”的功能。阿鲁柴登出土的成套金银器规格极高,立鹰双龙动物纹金冠,连组的金牌饰、金项圈和动物纹、龙纹饰件等,皆是含有匈奴“龙祠”寓意的黄金瑰宝。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中最具特色的动物纹牌饰,原是马上民族服饰必不可少的腰带扣饰,即是汉文史籍中称作“胡带”的构件。如《战国策·赵策》:“(赵武灵王)赐周绍胡服衣冠,具带,黄金师比”。所谓“黄金师比”,即黄金打造的带扣,属王侯酋帅才可享用的腰带牌饰。内蒙古毛庆沟出土有完整的胡带,普通的带扣作环状的鸟兽纹、联珠或梅花状的小扣,工艺考究的腰带扣,为长方形虎兽博噬纹牌饰,规格纹饰皆能显示地位的尊卑。阿鲁柴登出土的连组黄金牌饰,考古学认定是匈奴贵族的腰带扣饰,尽可用来印证赵武灵王赏赐将领的“黄金师比”。
   

动物纹牌饰有椭圆形和长方形两类成熟的形制。鄂尔多斯征集的镂空牛头纹牌饰,牌面呈椭圆形,主题纹样为双角向上对弯结环的牛头纹。内蒙古文物考古所收藏的奔鹿纹扣饰,整体透雕,大角装饰形成连排的凹坑,铸刻并用,纹饰层次显得丰富。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收藏的双豹夺鹿纹牌饰,镂空雕出双豹对咬小鹿,对称之中透出活脱的动势。长方形牌饰中虎纹是最多见的题材,在考古发现的大型墓中,死者腰间都佩带着虎纹饰牌。毛庆沟5号墓主人在腰间佩带了两枚大型长方形虎纹饰牌,从粘连其上的皮革和织物遗痕可以复原虎纹饰牌的佩带方式。活动于内蒙古草原的戎狄、匈奴等民族,旧有尚虎的习俗,以虎为饰,象征勇猛和吉祥。牌饰上的虎纹造型有伫立和搏噬两类,伫立的造型意在表现虎的觅食,搏噬纹则是表现虎在捕食的瞬间。鄂尔多斯和凉城毛庆沟出土的伫立形虎纹牌饰,虎的造型张口露齿,有漫步行进者、也有低头咬食者,牌饰扁平,以镂雕为形体,用阴线刻画细节,觅食的基调含有几分闲庭信步的王者风范。
   

搏噬纹牌饰是草原动物风格中的精华,以虎捕食猎物为主题,间有相互咬斗的题材,故又称“咬斗纹”。鄂尔多斯阿鲁柴登出土的牛虎搏斗纹牌,方寸之内雕刻四虎扑咬一头野牛,野牛则匍匐在地,以死力相搏,双角穿透两虎耳,草原工匠通过牛虎斗的细节将激烈搏杀的气氛,提炼成意味隽永的形式。西沟畔虎豕搏斗纹金牌饰,猛虎张口咬住野猪的后腿,野猪也回咬住虎的后腿,形成二兽翻转缠绕、相互撕咬的搏斗情节。这种后肢反转的动物纹,原型来自动物翻滚反转的瞬间动态,工匠移用在搏噬纹中,强化了动物纹缠绕的形式意味,成为战国至汉代动物牌饰中的一种特色纹样。宁夏固原杨朗出土的虎噬驴纹牌,猛虎扑咬住毛驴的颈项,驴的后肢反转搭在虎的肩上,形象地表现了毛驴在猛力下后肢的反转动态,表现出强烈的戏剧性冲突。后肢反转搏噬纹牌饰分布的区域很广,出土资料显示,在黑海北岸的阿尔泰地区、外贝加尔、南西伯利亚,动物搏噬纹使用的频率更高,精品也多,被普遍认为是动物搏噬纹的原生地。鄂尔多斯动物搏噬纹受其影响,是在吸收了西方草原动物搏噬纹样后形成的区域化样式。②
   

以动物搏噬纹为基础,欧亚草原流行的鸟兽合体纹开始出现在鄂尔多斯青铜牌饰中,如阿鲁柴登匈奴墓出土的虎鸟纹金牌饰,以张口蹲踞的虎为主纹,圆眼勾咀的鹰隼纹填充在虎纹的周边,虎纹与鸟纹分区组合,仍是动物搏噬纹缠绕的形式意味。西沟畔2号墓出土的鹿角鹰咀兽金牌饰,则是鸟兽合体纹的新样。蹲踞的虎纹,虎口变化为下勾的鹰喙,头上添加鹿的大角,形象近于亚述—阿赫美尼德的鹰咀兽“格立芬(griffin)”,赋予了自然虎纹一种超自然的神力。鸟兽合体纹曾是欧亚草原流行的纹饰,在匈牙利、乌克兰、外贝加尔、中亚乃至蒙古高原都有出土的实例,草原文明与丝路文明的动物风格不期而遇,它的影响甚至还可能在中原的青铜纹饰上表现为周期性的渗透。
   

鄂尔多斯式动物纹饰与欧亚草原动物风格既相连接,又有区域文化的明显特色。草原民族因随逐水草的周期性迁徙,民族错居,习性相近,文化边界变得相对模糊,装饰化的动物风格就成了文化认同的符号。因此,欧亚学者有了一个共识:鄂尔多斯地区的匈奴艺术似乎与斯基泰一样悠久。如格鲁塞所言:“草原的艺术家们,无论是斯基泰人或是匈奴人,都表现了动物之间殊死搏斗的扭打场面,常常像盘根错节的蔓藤一样缠绕在一起。他们的艺术是一种戏剧性的艺术。”③又因内蒙古高原地接中原,长期熏习中原发达的礼乐文明,因此,鄂尔多斯草原风格化艺术与中原古典的美学发生接触,二者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在以装饰为目标的动物纹饰中流露出一种优雅的“古典风格”,造型简洁而气度雍容,即使是被格立芬捕捉住的鹿和马,在对称的程式中,仍具有可以达到悲剧高度的内在动力。由精致造就的雍容之美使得弱肉强食的搏噬纹提升为相互角力的艺术律动。
   

草原动物风格并没有因青铜时代的结束而退出舞台。在欧亚草原的西部,斯基泰人将动物风格传给了萨尔马特人,继而又传于哥特人,再三传给民族大迁徙时的日耳曼各部落,最后汇入了欧洲文明。在东方,鄂尔多斯式动物风格在匈奴帝国解体之后,由匈奴余种转手鲜卑人,而后有契丹人接力,余绪三叠而至成吉思汗时期汪古部人的艺术之中。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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